一、获奖者

1949年12月10日，葡萄牙的精神病学家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领走了他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的人生经历相当丰富。他于1874年出生在一个保留着贵族遗风的家庭中，据传，他的家族是“导师”里巴多鲁的埃加斯-莫尼斯的后代，这位中世纪的埃加斯-莫尼斯是葡萄牙国父阿方索一世的宫廷导师。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接受了系统的医学教育，毕业后在大学内讲授基础医学和神经病学；但比起医学，早年的他更热衷于政治活动。

有别于支持君主制的家人们，莫尼斯支持共和政府，在葡萄牙王国时期曾三次因学生活动被捕入狱。1903年他当选了国家议员，1917年被任命为外交部长，1918年更是作为葡萄牙代表团的主席参加了巴黎和会。1919年，在一场政治争论引起的决斗后，他从政治舞台中退出，专注于医学研究。

莫尼斯是血管造影技术的发明人，利用他发明的造影剂，人们得以用X光观察血管的情况，从而诊断肿瘤或者动静脉畸形。这一发明使他两次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提名，改良后的造影术时至今日仍在医学领域发挥作用。然而最终使他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则是另一项发明：额叶切除术。

在当时，额叶切除术被认为对特定重性精神病患者有相当好的治疗效果；但到了今天，这种手术已经被抛弃、被指责，甚至被认为是脑科学最黑暗的一页。

二、探索者

对精神病的观察和研究古已有之，长久以来，人们在积极寻找治疗精神病的办法，只可惜始终找不到。面对精神病患，古代中国既有颂咒画符的民间术法，也有用针服药的中医技艺；古代西方则认定精神病是魔鬼附身，除了做法驱魔外，甚至有人发明了钻颅术，相信通过在脑上钻一个窟窿就可以将附身于体内的妖魔释放出来。到了近代，人们还尝试过电击、水疗、鸦片、束缚、旋转疗法等奇怪的方法，但都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百般尝试都失败后，精神病人最后往往还是只能被关起来。

19世纪，人们已经明白大脑是控制思维和意识的器官。当时人类对大脑功能的认知还非常的肤浅，对于各脑区具体负责的功能不详；但是，已经有人开始尝试通过脑科手术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1892年，一位名叫戈特利布·伯克哈特（Gottlieb Burkhardt）的医生就试图通过摘除大脑皮层的方法来治疗6位病情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术后，虽然部分患者变得更加安静，但是有两人却不幸死亡。伯克哈特随后遭到了当局强烈批评和反对。因此，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很少再有类似的手术被实施。

直到1935年8月的第二届国际神经学大会，卡莱尔·雅各布森（Carlyle Jacobsen）等人报告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损毁了两只黑猩猩的前额叶皮层，其中一只名为Becky的黑猩猩似乎出现了“人格”改变。Becky在手术前不好好工作，而且脾气还挺大，在手术之后则变得温顺祥和、人畜无害并且毫不犹豫地参加实验测试。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他报告了他的血管造影术在头部医学诊断中的应用。在听到雅各布森的实验后，他猜测特定地切除前额叶也许能给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带来福音。因此，他决定尝试在人体上进行类似的手术。

同年11月12日，就在从伦敦回去后不久，莫尼斯积极开展了实验。他设计了一种被称为“脑白质切断器”的器械来机械损毁前脑叶与其他脑区联系的神经纤维。因此，这套手术方法后来被称为前脑叶白质切断术（lobotomy，下文简称“额叶切除术”）。

具体的操作就是：将脑白质切断插入患者颅内，随后延长导丝，通过旋动切断器来切除前额叶与其他脑区的联系。在当时没有任何辅助检查手段（如影像学技术）的情况下，患者手术后脑区损害的范围、程度等都是很不精确的。幸运的是，莫尼斯的第一批20例手术的病人都幸存了下来。患者术后基本上都没了之前的癫狂、躁动、抑郁等行为，并且也没有留下任何严重的后遗症。

莫尼斯于1936年发布该研究报告。早些年他已经因为发明血管造影术而在国际上颇有名望，因此，这项研究报告刚一发布立马就在全世界备受关注。巴西、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家开始有医生尝试这项新手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功。于是，莫尼斯下结论说“额叶切除术是一种简单、安全的手术，很可能是一种可以高效治疗精神障碍的外科手术”，但他也建议该手术仅应当作为所有药物都无效时的最终手段。

三、实验者

让我们把这个故事暂停一下。同样是在1936年，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去世了。虽然巴甫洛夫并不支持支持共产主义，但他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仍然受到苏俄和苏联政府的高度认可。1936年2月27日，巴甫洛夫因肺炎去世，享年86岁。苏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我们知道巴甫洛夫是诺奖得主，也知道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和他的狗；但事实上，他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在消化的生理学上的研究”，包括消化腺功能、消化腺的神经系統、理化刺激对消化腺的影响、食物的消化过程等等。在对胃的研究中，巴甫洛夫注意到，只要看见或听到喂养者，狗就会分泌胃液与唾液。

如果是心理学家，可能将这种关联形成的过程称作联想认知；但巴甫洛夫最痛恨的就是心理学，以至于威胁要枪毙在其实验室里使用心理学术语的人。他将这个过程视作一个纯粹的生理过程，总结为“条件反射”。他认为，所有学习得来的行为，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外面获得的，“只不过是一长串的条件反射”。

虽然巴甫洛夫本人对心理学毫无兴趣，但心理学家们很快就吸收了他的成果，最终形成了行为主义心理学。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早期代表人物是约翰·布罗德斯·华生。华生认为，传统的心理学只关心一些看不见的、主观的意识过程，他希望构建一种只以行为为主题的心理学。在了解到巴甫洛夫的工作后，他认为行为主义者的研究对象不仅可以是动物，而且可以是人类。为此，他首先观察了婴儿的非条件反射，然后开始构思实现，试图揭示条件反射是如何构成所有人类行为和情感反应的。他进行的实验就是青史留名但也臭名昭著的小阿尔伯特实验。

小阿尔伯特是一名9个月大的男婴。在实验开始之前，他短暂地接触了小白鼠、兔子、狗、猴子、有头发和无头发的面具、棉絮、焚烧的报纸等物品，此时小艾伯特对这些物品均不感到恐惧。大约两个月后，当小艾伯特刚超过11个月大，华生和他的同事开始进行实验。它们允许小阿尔波特玩弄小白鼠，当艾伯特触摸白鼠时，华生就在艾伯特身后用铁锤敲击悬挂的铁棒，制造出刺耳的声音。小艾伯特听到巨大声响后便大哭起来，表现出恐惧。该过程重复数次，直到最后，把小白鼠放在艾伯特面前，即便没有声音刺激，艾伯特也感到非常痛苦，哭着转身背向白鼠，试图离开。

而且，这种恐惧对其他相似的东西也有效。在实验的17天后，当华生将一只兔子带到房间，艾伯特也变得不安。对于毛茸茸的狗、海豹皮大衣，甚至华生戴上有白色棉花胡须的圣诞老人面具出现在他面前，他都显示出相同的反应。

这个实验无疑揭示了条件反射的形成过程，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然而华生等人事后并未消除小阿尔伯特的这种条件反射，扭曲了婴儿的心理，因此被后人斥责为严重违反学术道德。但这个实验是否真的影响了小阿尔伯特此后的人生，我们也无从估计了，因为在六岁时他已经因病理性的脑水肿而死去。

四、解释者

行为主义的理论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的青睐，特别是在美国，在实用主义的思潮下很快成为主导性的观点。但此时的行为主义存在一个缺陷是，它关注了外部环境对主体的刺激，但完全没有关注主体自发的行为。这一缺陷的弥补来自于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

斯金纳出生于1904年，恰巧是巴甫洛夫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年。当他就读于哈佛大学研究生时，他设计制造了一套用于用于研究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装置，这些装置后来被统称为斯金纳箱。最基本的斯金纳箱就是一个有压杆的笼子，笼中关有一只小白鼠，每次小白鼠无意或有意地压下压杆，就会掉落食物。一段时间之后斯金纳注意到，小白鼠自发学会了压压杆来获取食物。另一个基本的实验是，将小白鼠同样关在有压杆的笼子中，如果一段时间内小白鼠没有压下压杆，那么笼子就会通电电击小白鼠。一段时间之后，小白鼠同样学会了压压杆。

像这样的装置斯金纳设计了很多，最有趣的可能是下面这个：压下压杆时，有概率掉落食物。一方面斯金纳观察到，小白鼠学会了疯狂地压压杆，他认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赌博”行为的成瘾性；另一方面，小白鼠培养出一些奇特的行为习惯，比如撞箱子、作揖、转圈跳舞等，这是因为掉落食物前小白鼠正好在进行这些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迷信活动的形成。

斯金纳将他的结论总结为“操作性条件制约”。在斯金纳看来，动物为达到目的而进行的任何活动，都可被看作以某种方式对环境的“操作”。实验者通过对一系列小型活动的一次次奖励或惩罚，直到动物采取不是其本来的或自然技能的行动，便可对动物的行为“定型”。奖励或惩罚的活动就产生了操作性条件制约。斯金纳强调，经典条件反射则是使个体产生非自愿反应的作用；而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行为则是个体“自愿”进行的行为，当行为得到奖励或惩罚时出现刺激，反过来控制这种行为。1938年，他出版了著作《有机体的行为：一种实验分析》，同年他的大女儿朱莉出生。在都市传说中，斯金纳被认为，为了有效教育自己的女儿们而构造了一个作用于人的斯金纳箱；他的女儿们后来出面澄清道自己的童年非常愉快。

五、手术者

同样是在1938年，意大利的神经科医师乌戈·切莱蒂（Ugo Cerletti）发明了精神病的电休克疗法。在他之前，人们观察到，对于患有癫痫的精神病患者，在癫痫大发作之后，精神病症状有明显的好转，尤其是在抑郁症等情感性疾病上最为有用；于是切莱蒂采用电流引发癫痫，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取得了相当好的疗效。切莱蒂甚至被提名了诺贝尔奖，最终并没有获奖。

电休克疗法于40年代被引入美国。当时的美国正是额叶切除术如火如荼的时候，此时又推广了电休克疗法，于是精神病院里变得越来越热闹，一方面额叶切除术用于将躁狂的病人改造顺从，另一方面电休克疗法用于给抑郁的患者提振精神。

当时美国流行的额叶切除术已经不是前文提到的埃加斯·莫尼斯的原始版本，而是美国医生沃尔特·杰克逊·弗里曼二世的改进版本。弗里曼同样参加了1935年的第二届国际神经学大会，在会上他与莫尼斯相谈甚欢，第二年在看到莫尼斯的报告之后，弗里曼也开始尝试额叶切除术。起先他使用的是同莫尼斯一样的手术方式，1945年他发展出自己的一种更加迅速便利的手术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冰锥疗法”。

弗里曼的手术需要一个类似于冰锥的锥子和一个榔头，病人被施以电击以代替药物麻醉。手术时将锥子经由眼球上部从眼眶中凿入脑内，拨动锥子切割白质，从而破坏掉相应的神经。这一过程十分迅速、不需要特别严格的消毒手法，甚至不需要手术室就可以施行。在弗里曼的推动下，额叶切除术被普及开来，成为治疗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普遍方法。1940至1944年间，美国共进行了684例脑叶切除术，这些数字在该十年末急剧增加。1949年是美国脑叶切除术的高峰年，进行了5,074次手术，到1951年，美国有超过18,608人被切除了脑叶。

从结果上看，额叶切除术是有效果的。1962年一项对1942年至1954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了额叶切除手术的9284名患者的调查表明，41％的患者康复或有明显改善，28％稍微改善，25％显示无变化，2％恶化，4％死亡。其中，躁郁症患者表现出恢复或明显改善的比例在60%以上。

六、受害者

额叶切除术招致批评，一是手术在不同的场景中被滥用，二是粗暴的手术方法可能造成不可预知的大脑损伤，三是许多患者术后的人身状态或许谈不上理想。

在额叶切除术推广的过程中，除了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以外，一些患有其他精神病症和心理病症，如智力残疾，多动症，厌食症，战后PTSD乃至单纯的儿童心理障碍等的患者都被实施了额叶切除术。显然此时的额叶切除术已经逾越了莫尼斯声明的“所有药物都无效时的最终手段”。

1941年，弗里曼医生亲手为约翰·肯尼迪的姐姐罗斯·玛丽·肯尼迪做了简化前的额叶切除术，目的在于治疗她的智力障碍；手术的结果非常糟糕，罗斯·玛丽·肯尼迪的智力不增反降，终身生活不能自理。

1951年，曾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演员沃纳·巴克斯特因为苦于关节炎而接受了额叶切除术，几个月后死于手术引发的肺炎。

平均而言，20世纪40年代接受额叶切除术的死亡率为5%。

完成手术的患者中，有些人后来自杀身亡，有些人留下了严重的脑损伤，有些人在精神病院里变得更容易管理，有些人能够离开精神病院。少数人返回了工作岗位，少数人严重残疾，大多数人属于中间组，他们的症状得到一些改善，但也有情感和智力缺陷，他们对这些缺陷的适应情况或好或坏。总体看来，额叶切除术的病人往往表现出主动性和抑制力的明显下降，情感上变得麻木，智力上变得迟钝。

早在1944年，就有学者撰文认为额叶切除术会导致病人出现暴力倾向或是奴性和盲从。今天我们大概知道，额叶关乎人格表现、决策判断和计划性的高级认知行为，以及调节社会活动、语言功能的某些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额叶切除术是用牺牲一个人的个性和智力为代价，来减少精神障碍的症状。

七、改进者

在科学和伦理学的争论中，莫尼斯领走了他的诺贝尔奖。额叶切除术依旧火热，虽然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它的副作用，但除此之外也别无选择。直到1954年，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被许可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额叶切除术才逐渐降温。

互为一时瑜亮的电休克疗法在这个年代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此前，阿片类药物和安非他命通常被用作抗抑郁药，由于其成瘾性和副作用使用受到严格限制。进入50年代后，以氯丙嗪为基础的丙米嗪成功研发，成为了抗日后抑郁药的基础。电休克疗法从此慢慢退居二线。

但与电击相关的治疗却还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电击疗法还有另一个方向的运用，这种治疗与电休克治疗的原理并不一致，它并不是靠引起癫痫症状来缓解大脑的异常运行，而是单纯地用电流来施加痛苦，这种同样运用电击的疗法被称为“电击厌恶治疗”。

厌恶治疗是行为疗法的一种，通常用于矫正和消除一些不良行为，例如酒瘾等等。当患者出现习惯性不良行为时，就给予患者一些惩罚刺激，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式的痛苦，以此杜绝各种成瘾症状或不良行为。显然这种方法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

斯金纳本人也研究过精神和情感疾病的治疗。他曾想到，通过对病人从病态行为向正常行为的微转化进行奖励，说不定可使病人的行为重新定型。这在深度偏执的精神病人中往往能够奏效。一位患压抑症的妇女不愿吃饭，可能有饿死的危险。但她喜欢探访者，也喜欢在房间里摆上电视机、收音机、书籍、杂志及鲜花等。治疗师将她移至一间没有这些东西的病房里，并把一份便餐摆在她的面前，她只要吃下任何一点东西，房间里即会给她恢复某件物品。治疗师慢慢地对她实施奖励，最后她也吃得越来越多，进餐的情况大有好转，还增加了一些体重，两个星期后即病愈出院了。18个月后随访，发现她已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八、创作者

我们可以注意到，行为疗法既包括通过奖励增加适应性行为，也包括通过惩罚减少适应性行为。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但后者总是在骇人听闻的故事而广为流传。不仅是行为疗法，额叶切除术同样如此，这两种粗鲁但切实有效的方法，因为其暴力和戏剧性，始终是大众流行文化中的常客。

在《发条橙》中，主角阿历克斯正是被使用这种来矫正他的暴力倾向：医生为期注射会引起恶心等不适反应的药物，然后强制他观看各种暴力场景，久而久之，阿历克斯哪怕稍微动了暴力的念头，也会自发地恶心、干呕和眩晕，从此与暴力隔绝，也因此丧失了面对暴力还击的能力。

在《1984》里，思想警察奥布兰用不断递增的电击折磨主角温斯顿，为了让温斯顿相信2+2=5。

在《飞越疯人院》中，电击厌恶治疗和额叶切除术都作为惩罚手段出现，用于惩罚不服从管理的主角麦克默菲。

在《美少女特攻队》中，主角Baby Doll最后接受了精神病院的手术，真的成为了Baby Doll。

在流行文化中，电击、行为疗法和额叶切除术，往往象征着强权对个人意志的操纵和迫害。事实上，在撰写本文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相信有朋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现在特别希望大家能发现，这些方法确实是效果显著的，并且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很多人能唯一依靠的方法。

九、反思者

20世纪40年代的病人家属，面对一个喜怒无常的病人，除了把他送去做额叶切除术外，能做什么呢？

21世纪的家长，面对一个沉迷游戏的孩子，当循循善诱的认知疗法没有成效时，除了诉诸行为疗法以外，又能做什么呢？流行文化从这些技术中抽取出了最暴力、最戏剧性的环节呈现给观众，但是我现在怀疑，这中解读有没有可能太过偏激了，太强调娱乐性了？主角总是一个叛逆的形象，通过主角的遭遇来使观众同情和反思自由的意义，但自由永远比秩序更重要吗？在豆瓣关于《发条橙》的短评中有一个高赞是“如果人甚至没有选择邪恶的权利，那还是人吗？“，这是个好问题，但反过来问也是一样的：那不是人吗？

从政治思考中跳脱出来，我们重新回看这些技术。如果人们有所选择，额叶切除术还会流行吗？为什么中世纪的钻颅术仅仅让我们感觉“荒诞“，而额叶切除术则招徕了更多的不满和痛斥？我们认为额叶切除术被滥用了，但我们又能怎样不过不失地识别出精神和心理疾病患者？

从这个问题再落回到现实，网瘾是精神疾病吗？如果是的话，什么样的治疗是合适的？打骂跟电击有无本质区别？

《飞越疯人院》与《发条橙》都于1962年出版。同样是在这一年的二月，电脑软件spacewar面世，它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电子游戏。四个月后，山东临沂一个男孩出生，他叫杨永信。

这些故事中各种时间上的吻合让我隐隐觉得，一切的发生都是历史的必然。

时至今日，额叶切除术已不再有意使用，电休克疗法仍是治疗、缓解抑郁症的可选方法，行为疗法、行为主义教育理论十分常见。

本文写作之初，我怀着八分批判、两分猎奇的心态，想要壮怀激烈地批判所谓的“治疗”，歌颂人的自由意志；但写到后来，我怀抱的最多感情是空虚和无奈。不管是精神病、心理问题还是网瘾，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额叶切除术、电击疗法等等因此应运而生，它们的初心并不是为了作为酷刑，而是为了给人们带来福音啊。它们引发的混乱让我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愤，以至于我都找不到批判的对象了。如果硬要给今天的主题升华一下的话，我会说，只有不断推动科技发展，才能尽量避免诸如此类悲剧的发生。

但，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问题，又该怎么办呢？